围着火堆，两个女孩面带微笑地讲述着她们“高开低走”的人生故事。两个人都是华中师范大学毕业，毕业五年。一个以前在大互联网公司上班，现在存款只有5000多。另一个去了中国传媒大学读研究生，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编剧。结果她一路碰壁。她上一份工作是在成都一家火锅店当服务员。镜头里，篝火映在女孩稚嫩的脸上，洋溢着笑容。
从世俗的角度来看，两个年轻人的事业生活并不顺利，甚至一度走到了社会的边缘。但为什么这样的视频“治愈”了数百万人？更早的《我的叔叔治好了我的内耗》也诞生了，而且大受欢迎。
《治愈》是否只是一个很惨的游戏，也就是传说中的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？说出来让我开心"？
我认为“疗愈”就是通过别人的故事来理解“活着”的意义:我活着不是为了活在别人的“标准答案”里，尤其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，更不要说把别人的“标准答案”作为我生命的意义。
今年春节假期，我怀着一种颇为奇怪的心情重读了余华的小说《活着》。当时，在我的《杨康》之后不久，情况有点尴尬。除夕前一天，因为皮脂腺囊肿发作，背上挨了一刀，心情有些灰暗。我认为，生活并不容易。
大约256年前，或者更早，当我第一次接触到生活时，我实际上感觉到了一种亲密感。主角傅贵，是不是我的祖父母已经去世或仍然健在？他们出生并成长在江南。他们的家庭和经历可能不同，但时代的烙印是一样的。
想想余华是嘉兴海盐人，离我老家不远，也有道理。但是，亲密不能代替悲伤和荒谬。傅贵的生命在不断地逝去。他吃喝嫖赌，失去了土地和房子。这种失落本来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他不想时代翻了，却成了他生活的理由。接下来他继续失去家人，妻子，儿子，女儿，女婿，孙子，都是先死的。只有他，独自带着一头老牛，还活在世上。
这次重读《活着》，我特别注意到余华序言中的一段话。他说:写作的过程让我明白，人活着是为了活着本身，而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任何东西。作家的想法当然会投射到作品中的人物身上。
比如，傅贵劝有自杀念头的人，“不要糊涂，死人还想活，你一个大活人不能死”；傅贵晚年总结了他的人生哲学。“还不如做个正常人，为了这个为了那个，为了自己的人生奋斗。和我一样，越来越差，但能坚持很久。认识的人一个个死去，我还活着。”
活着当然好，“活着”本身也是好的。当你放弃了一些大话和不必要的引用，努力去感受“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本身”的纯粹时，你会觉得余华写出了很大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。
这是我第一次读《活着》时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，恐怕当时也没有引起相应的关于温暖的感受。正是这种温暖，像一个支点，赋予了《一个人与命运的友谊》相对广阔的叙事张力。就小说艺术而言，无论是欣赏、批判还是冷静对待，无论如何，活着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无法回避的话题。
宽容别人的命运选择，也就是放松自己现在的生活。被贴上211名校和研究生的标签，人们也可以选择欣赏岔路口的风景；《我的叔叔》的真实故事还是要由《我的叔叔》来讲，旁观者只需要看。